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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Dr. Monk互動:寥記台灣心理諮商教育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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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兩周,一位美國聖地牙哥大學諮商學系的Dr. Monk及他的台灣學生冠霖到台灣參與學術研討會,順便到我們協會來聊聊。席間我們交換了一些對諮商教育訓練及我個人觀察到的台灣諮商界現況。我反覆地跟她們強調「這是我個人的意見,有很多偏誤,所以請酌參即可」(所以正義魔人不要來)。
我所觀察到的諮商界現況:
之前提過的,受限於政府單位的補助項目龐雜而分類眾多,往往導致很難具有彈性、整合性地協助案主;一個家庭有四五個社工一點也不罕見,而這些社工如何彼此合作又與心理師合作成為一個難題,組織之間往往給不出這樣的空間,而經費核發方式也很難允許專業者這麼作。(請參照+記台灣心理健康的困境:以及我對社區諮商的想像+)而諮商養成訓練過程中,我個人認為最大的一個問題應該是「極度缺少多元文化諮商的訓練」。這是由於文獻指出「諮商」內部鑲嵌的價值體系,包含「個人化的」、「獨立的」、「自主的」等等都反映著中產白領階級白人的價值體系,也因此,美國的研究針對不成熟結案的文獻指出,有超過70%的不成熟結案是因為文化因素所造成的,如非裔美國人、義裔美國人、華裔美國人等。那麼,台灣應該也是「不同的文化」,同時,台灣內部不同的族群,如閩南人、客家人、原住民、越南籍印尼籍中國大陸籍外籍配偶也都應該是不同的文化。事實上在台灣推動諮商教育時,最核心的應該就是「多元文化諮商」,然而,受限於碩班有限的學分及必須撰寫碩論的學分限制,幾乎不可能開設「多元文化諮商」課程,而這些文獻從未被心理師讀到、也難以反映在實務上。(※想了解這些文獻的夥伴們,請用「不成熟結案」或是「多元文化諮商」查找文獻)。相較於學習多元文化諮商,台灣的諮商正在走「專業化」的過程,有許多心理師前往美國修習各種特定學派,取得資格以後就可以回台灣傳授相關知識、開設工作坊,相較於理解各種在地化知識(Local knowledge),取得特定學派、證照等獲益較大,這也導致心理諮商與本地群眾經驗的斷裂,白話的說,對本地民眾來說,心理師說的話好像都「很專業,聽不太懂」。
也因此,心理師們往往以自己的受訓過程所習得的各種專業知識來理解、套用在案主身上。所以我們不難發現很多心理師時常朗朗上口「自我疆界不清」、「情緒勒索」、「自信心不足」;卻很少有人同時注意文化因素非常重要,例如「華人的人格測驗內自我價值觀普遍偏低」是受到「謙遜」文化的影響,或華人的自我深受家族等大於個人的集體…

+記台灣心理健康的困境:以及我對社區諮商的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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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於美國之社區心理健康與家庭工作,其深入社區家戶、系統工作之服務方式;台灣的心理健康需求服務往往分屬於不同單位的管轄,例如:教育單位轄下的輔導室、學生輔導諮商中心、家庭教育中心;社會局處轄下的家庭暴力中心;衛生局轄下的心理衛生中心與自殺防治中心等。
面對一個「家庭」的問題,往往不能僅透過教育單位輔導孩子、社會局處安置受暴者並提供相對人諮商、或由自殺防治中心打電話聯繫追蹤,而需要跨專業的社工與心理諮商人員「有彈性地」、「因地、因人制宜」的評估最合適、有效的方法,以回應其需求、並增進其系統適應之能力。然而,受限於台灣政府單位組織龐大、表單與核銷規定繁多,往往難以擁有這樣的「彈性」,也往往分工過細、導致各種衍生問題,例如:明明是夫妻關係不合導致的孩子學校適應議題,因為身處教育單位只能處理孩子;明明先生的自殺議題是與妻子的外遇有關,自殺防治中心僅能關心丈夫是否還有自殺意念、卻難以介入夫妻諮商;明明此一家庭暴力議題是夫妻總是難以對婆媳議題順利溝通的結果,卻在家暴系統內被標定為「受暴人」、「相對人」及「目睹兒」,難以觸及家庭動力與婆媳關係議題。
倘若面對複雜地城鄉差距、外籍配偶眾多、歧視外籍配偶的夫家、勞動機會多屬臨時工時,心理師還認為「這是個人改變想法就能解決」,「你應該更努力尋找不同的工作機會」,「不然我們來看看我們可以怎麼面對這個被歧視,被稱為『越南仔』」,總覺得哪裡怪怪的,不太足夠。
明明是該系統工作發揮綜效的單位,卻彼此壁壘分明沒有綜效,好像也不是第一次(望向教育單位永無止境的評鑑),要解套,只能透過有足夠多的人願意放棄自己認為自己「本來就該得到的」(例如:心理師一個小時的鐘點費就是該1600元),試著更貼近在地的問題、在地的需求、試著回應這些需求,然後重新看看這個系統(包含教育訓練、養成、跟其他系統的互動)是不是哪裡出了問題,而我們可以怎麼修補?而不是一直坐在某些地方自我安慰「我們很有效能,是大家不知道」。


「專業」,並不來自於白袍、也不在於自我標榜的高額價碼、或是薄薄的一紙證書,專業,應該來自於「我能看到需求」,而且「你的需求我能用我的訓練給與你一些協助或資源」;堅守自己的壁壘,只會將「專業」帶離人群,創造一種集體自我催眠式的自我感覺良好。

倘若一個原本應設身處地為人設想的專業,最後卻變成一個協助「適應社會問題」的專業,豈不令人唏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