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社：早安財經文化(2010)
作者：湯淺誠
推薦指數：★★★★★
然而，為什麼夫妻倆人會住到平價旅館去？新田久當時三十八歲，同齡的人很多可能已經有屬於自己的房子了。難不成是因為它過去自甘墮落，以致落得這般自食惡果的下場嗎？如果急於下這樣的結論，必然會讓『人生自己負責論』有機可乘。然而，人生並非這麼單純。這對夫妻的人生，反映了現代日本創造貧窮的過程。在『人生自己負責論』的背後，究竟隱藏著什麼看不見的問題呢？(p.028)
像他們倆人這樣的案例─小時父母雙亡，生長在貧窮的家庭，又有精神方面的疾病，常常會被當作是「極端個案」、「罕見案例」，而被簡化成是個人命不好、運不好來看待。而他們的經歷─二十年來換過一個又一個非正式工作，因身體不好而無法持續工作等─則很容易被認為是「缺乏毅力」、「沒有計畫」的表現。(p.039)
如果我們用這觀點來看他們的案例，將會忽略掉一個非常重要的面向，就是：造成這些人在青少年時期遭逢不幸，在後來的人生中也無法獲得彌補，想要往上爬也沒有機會的「社會結構問題」。(p.039)
新田夫妻曾不斷試圖改善生活狀況，卻沒有一個職場可讓他們實現願望。在沒錢的情況下，他們只能找便宜的住處，但是最終還是沒找到一個便宜可以安心住下來的地方。在沒有家人親戚可以依靠的情況下，也沒人能協助他們重建生活，更沒聽說有任何政府單位的扶助。看起來，夫妻倆人一路走來，完全符合「孤立無援」這四個字(p.40)。
有人會說，自己的人生，自己負責。但這種「人生自己負責論」，等於將「無人可依靠」的狀態直接正當化了。但是，那些高聲疾呼「人生自己負責論」的人，應該也不是獨力靠著自己一人活過來的吧？政府和民間的扶助體系付諸闕如，真的應該受到肯定嗎？難道政府和社會沒有責任嗎？(p.40)
類似新田夫妻這種案例，可說不勝枚舉。「繫舟」幾乎每天都會接到年齡、性別、家庭組成各異的人們前來求助。這些人日復一日地陷入貧困狀態的惡性循環中，讓我們不得不懷疑：今天的社會是否存在著一種導致人們淪入貧困的結構性因素。(p.40)
2007年3月25日，《東京新聞》以跨兩頁的版面，刊登了標題為「社會福利體系漏洞百出」的「生活圖鑑」(如左圖)，簡單明瞭地呈現出日本社會最具代表性的「安全網」的瓦解模樣...該圖顯示，所謂的安全網共有三層─僱用(勞動)網、社會保險網、以及公家扶助網。如今這三層安全網，全都出現了嚴重裂痕(p.43)。
打從1990年代長期經濟不景氣以來，日本企業捨正式員工、改僱用非正式員工的趨勢越來越明顯。...所謂「非正式勞工」指的是依照訂有期間的短期合約所僱用的勞工，包括兼差、打工、約聘、派遣員工等(pp.043-045)。
日本經團連曾把勞工分成「長期累積能力活用型」、「高度專業能力活用型」和「彈性僱用型」等三類，提倡除部分主力員工採正式僱用外 ，其他的只要找派遣員工等非正式員工就可以了，不但可降低人事成本，還能改善公司業績。...為了讓企業生存，經濟早日復甦，改採非正式僱用模式也是不得不然的權宜措施。...非正式勞工的飯碗既沒有大企業正式員工穩定，薪資也低，還得承受短期僱用期滿的高失業風險，因此根本無法讓人感覺到「只要有工作就能生活無虞」(pp.046-047)。
何況，在這種情況下，正式勞工的飯碗也越來越朝不保夕。...現在很多日本企業規定「不管加班多久，都只付固定加班費」，... 而且，很多企業為了規避加班費，更是在職稱上耍伎倆冠以主管頭銜，很多人遂成了「名義上的正式員工」，或是「有名無實的主管」(p.47)。
法律上，即便是非正式員工，只要符合一定要件，資方就有投保僱用保險、健康保險等義務，然而，事實上有不少非正式勞工雖全職上班，許多公司卻沒有幫他們投保。這樣的結果造成「受僱，卻未加入保險」的勞工日益增加(p.048)。
針對長期欠繳(一年以上)國民健康保險費者所發行的「被保險人資格證明書」...根據《讀賣新聞》 的調查顯示，領取該資格證明的三千六百多戶中，年收入在兩百萬日元以下者占了67%(一百萬日圓以下者，更高達38%)，那些以街頭為家的露宿者就不必說了，連所謂的「網咖難民」中，也有73.2%未加入健康保險。而這些人，當然更不可能有能力投保民間的醫療保險(p.050)。
另外，調查指出，國民年金保險費的實質繳納率，於2006年度降到五成以下，...諸如此種現象，在在顯示正有越來越多人已經實際掉出社會保險的安全網之外了(p.051)。
日本的公家扶助制度中，有一個當所得(或資產)低於基準值時，得以家庭為單位，接受生活費、住宅費、醫療費、教育費等補助的「社會救助制度」。...有一個稱為「領取率」的指標，可以顯示在「低於社會救助」基準值下生活的人當中，實際上有多少人接受社會救助。雖然政府一直不願去調查領取率，但根據學者的調查顯示，日本的領取率目前推估約在15~20%間，...如果社會救助制度僅支援15~20%的生活困頓者，那麼這個安全網實際上已經糟到不能以「出現破洞」來形容了(pp.051-053)。
背後當然潛藏著許多原因，但最大因素主要有二。其一，是很多人都死死抱持著「生活再怎麼苦，也不想接受社會救助」的想法。其二，則是遭「封殺」─各地方政府機關駁回，不讓人申請。根據日本律師聯合會接到的電話諮詢結果顯示，向地方政府機關提出社會救助申請卻遭到拒絕的案件，佔總件數的66%，也就是每三人終究有兩人可能遭到這樣的待遇。這和「會計檢察院」所公佈的2004年度的申請率(前往諮詢者中，達正式提出申請階段之比率)，全國平均值30.6%大體上吻合。換句話說，有去諮詢卻沒有提出申請的案例中，有許多可能就是被違法駁回的(p.053)。
一個不小心踩滑了腳，你就會毫無阻攔地一路直直滑到最底層。這樣的社會，我稱之為「溜滑梯社會」。目前的日本社會，不就是正朝著「溜滑梯社會」的方向邁進嗎？...事實上，越容易失業、越容易從僱用安全網掉落的非正式勞工，越不容易勾住社會保險的安全網。...另外，這些人即便生活陷入困頓，實際上也無法接受社會救助。有些人甚至不知道有所謂的社會救助制度存在。即使知道，也不認為自己可以領取，或根本不想領取。再者，縱使真的三餐不繼、走投無路，向地方政府機關求助時，得到的卻往往是「你還年輕，應該可以工作阿」之類的話，一句話便「封殺出局」(pp.054-055)。
換言之，照理說應該是三層結構的安全網，並沒有構成三道防線。這也是何以位於非正式勞工腳邊正中間的洞口，在社會保險網、公家扶助網裡也都空在同一個位置的原因。而且既然有「三層」，大家都會以為「即使一層破了，也還有下一層」，然而對非正式勞工而言，這三個安全網卻是一體的─從第一層掉落的人，會一路毫無阻攔地直接掉到第二層、第三層之外(p.055)。
那麼，我們這個不斷製造出貧困的社會，同時也製造出了什麼呢？...我們後來知道，這位遊民K先生「偷香油錢」所導致的損失，只有150日圓。他希望找個固定工作以重返社會卻處處碰壁，在無法生存的情況下，為了區區150日元而被起訴。...雖然最後法官判決縮短為十個月，但即便如此，由於之前的緩刑遭到取消，因此K先生共需服刑近3年，目前仍在監獄中(pp.061-062)。
據說，日本的監獄過於擁擠，收容量超出大約四千人。...「監獄不足」的說法讓人不安。但有學者指出，治安惡化只是一種「迷思」。實際上真正日趨嚴重的，是因為「在牆外無法溫飽」導致貧困，進而所引發的犯罪。既然如此，我們應該要有比增設間欲更有效的治安維護方法才對(pp.064-065)。
社會福利制度脆弱所造成的後果，往往由家人、親戚承擔，從而導致家庭內發生各種磨擦，也引發了悲劇(p.066)。
男子以「殺人」遭到起訴，京都地方法院在2006年7月21日做出判決。法院在判決書中指出，犯行「雖極嚴重，但被告因得不到行政體制支援而殺害最愛的母親，其內心的痛苦和絕望，非言語所能形容」，因此予以緩刑，並史無前例地指出：「日本的社會救助行政實有檢討之必要，我們認為，透過此案應可促成某些變化。」(p.067)
社會福利制度的失敗，導致家庭內壓力和矛盾累積、升高，而對這個現象所引發的後果，政府又採取錯誤的因應方式，把問題逼到無法挽回的地步。如果不檢視這樣的惡性循環，只是一昧敷衍，推說是父母「個人的問題」，無謂地拆散親子，社會的罪孽將很深重(p.076)。
大阪府堺市健康福祉局理事道中隆的調查指出：「調查結果顯示，在經濟困難的家庭環境中成長的小孩，將讓他有極高的風險，難以享有與富裕家庭的小孩相同的機會、身心發展條件及未來發展潛力。」一直到最近，媒體才開始報導「貧困的連鎖效應」，但這個效應早在很久以前就已經出現，背後也存在著結構性的原因。置身在這個「溜滑梯社會」中，如果只有家人能提供支援，那些生長在無力提供支援的窮人家小孩，當然會陷入貧困(p.077)。
換句話說，日本是一個「沒錢就不能接受高等教育」、「父母沒在工作賺錢，孩子再努力也不會有學歷」的社會。出身貧困家庭的孩子帶著低學歷出社會，從起跑點開始，就在安全網破洞的懸崖邊緣，過著如臨深淵的生活，然後，所有的不利條件，都集中在這些低學歷者身上，並直接延續到下一代(p.080)。
我發現，在溜滑梯社會落入貧困的過程中，存在著「五重排拒」。第一重，是教育的排拒。第二重，是社會福利的排拒。第三重，是家人協助上的排拒，無法依靠父母或兒女。第四重，是公家福利層面的排拒。第五重，是自我層面的排拒，也就是一種自我放棄(p.086)。
為什麼要活下去？活下去有什麼意義？為什麼要工作？工作的意義何在？這些人在遭受到第一到第四重的排拒之後，在主張「人生自己負責論」的人眼中，會被簡化為「都是你自己的問題」；而如果當事人也把這種觀點內化，認為「都是自己不好」，那麼，他們將無法維護自己的尊嚴，甚至會變得不再珍惜自己、妄自菲薄。...「自我放棄」是了解貧困問題時，最棘手但也是最重要的關鍵(pp.086-087)。
姑且不管人數有多少，在龐大的自殺人口背後，的確存在著「自我放棄」的心理因素；而這正是遭受前面談到的四重排拒後所引發的結果。就像犯罪或虐童問題一樣，自殺也和貧困息息相關。要解決這個問題的當務之急，就是得設法把這些家庭的收入提高到「貧窮線」之上(pp.092-093)。
同樣的道理，認為「貧困的人要自己負責」，就跟奧谷硬要把責任推給過勞死的人自己承受一樣。因為「貧困」，乃是一種「人生選項被逐一剝奪」，從而變成無法自由選擇的狀態(p.100)。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瑪蒂亞‧沈恩(Amartya Sen)，以提出「新貧困論」馳名國際。...沈恩主張，「貧困」應該被視為一種「基本能力被剝奪的狀態，而不只是所得低」，...「貧困」是一種「欠缺達到可接受之最低水準所需的基本能力的狀態」，「能力」(capability)是沈恩自創的概念，只的是要達到「攝取充分營養」、「衣物或住處無虞」等生活狀態，所需要的個人與社會的自由(p.101)。
不管是有型或是無形的，很多事物都具備「積蓄」的機能。擁有可依賴的家人、親戚、朋友，這是人際關係的「積蓄」；對自己有自信、相信自己一定可以做好某事、惠珍惜自己，這是精神面的「積蓄」。...反過來說，「貧困」指的就是前面談到的這些「積蓄」，綜合性地喪失或被剝奪的狀態(pp.104-105)。
一個健全的社會，應該是一個可以對「人生自己負責」的適用範圍劃分界線的社會；一個能夠正確判斷「到這個部分為止，或許要自己負責任」，但「從這個部分以後，應該就不是自己的責任」的社會(pp.107-108)。
M.Crew的社長前橋靖，...他說他的公司是一家「社會企業」。...然而，M.Crew這家公司只是乘人之危，利用這群人淪落為遊民的困境，將他們當成剝削對象，再用「給他們一個夢想」等美麗的口號包裝，以掩飾自己的真面目。這種產業和「社會企業」完全是兩碼子事，我稱之為「貧窮產業」(pp.171-172)。
然而，要和M.Crew這類的「貧窮產業」對抗，我認為工會的組織型態和力量仍是不可或缺的，因為光靠個別勞工的抗爭，企業根本不會理會。一直以來，傳統工會都不把非正式勞工放在眼裡，而現在必須改掉這種想法，與非正式勞工攜手修補這張僱用安全網了。
正式勞工也在「比上不足、比下有餘」、「想做的人多著是」、「多的是可以取代你的人」等說詞中，為了維持現有地位而被要求付出更高的勞動附加價值，勞務管理、人事考核變得益行嚴格，整體的勞動條件被砍得支離破碎。就像1980年代以後的美國一樣，日本也開始出現「向下平均化」、「向下競爭」(race to the buttom)等現象，毫無底線地往下降低、向下調整。而其象徵則是，一方是過勞死，另一方是日薪臨時工派遣勞動─亦即，整個勞動狀況呈現「不是過勞死，就是貧窮」的狀況(p.204)。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